政府改革:简政放权激发市场活力

东道主陆红星

客人

张君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室第三研究室主任兼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守龙

胡敏,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员(国家行政学院)

“放松管制”改革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深化的产物,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个特殊阶段的内在要求。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放松管制”为优化商业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政府改革和权力下放、促进就业、保持中国经济稳定运行、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取得了巨大成效。

显著的结果

中国经济时报:“管好政府”的改革工作是人民的希望,也是政府的方向。“放松管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也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近年来,中国的“放松管制”改革取得了哪些成就?

张君伟:“放松管制”改革生动地概括了最近一轮政府职能转变的主要内涵。所谓“放手”,就是“放权”,大幅减少行政审批项目,将部分审批权限下放给下级政府,提高审批效率。所谓“管理”就是“加强市场监管”。通过加强监管,可以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让市场选择、优胜劣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所谓服务,就是通过改善对企业的公共服务来“强化政府服务”,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改善居民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近年来,通过各方的努力,中国的“去监管化”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1)积极探索FTZ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不禁止或允许,不授权”的概念已经获得了很深的信任。“否定列表”的管理模式逐渐延伸到全社会。(2)大幅减少和下放审批项目,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提高政府审批效率;(3)推进党和政府组织最积极的改革,优化政府组织的职能设置和人员配置,为政府职能转变提供组织保障;(4)“互联网”政府和“电子政务”建设快速推进,政府服务水平和效率显著提高。

毛守龙:近年来,中国的“放松管制”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是全社会都可以看到的。它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这项工作的成效是使人民更加方便,解决了许多老百姓的迫切问题。例如,目前有些证件,例如身份证,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办理,而不必像以前一样回到住所。其他异国情调的证书,如“你的母亲是你的母亲”被废除了。

第二,总体而言,许多地方政府在重大投资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企业监管等改革方面进行了创新。

第三,在许多地方,许多政府部门,特别是那些负责吸引投资的部门,大大提高了他们的服务意识。例如,房地产贷款和税收可以通过一个协调的过程来处理。

总之,近年来,“推出管理服务”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人们有热水、空调和其他工作场所,他们的态度非常好。群众普遍感到满意。我们可以看到,政府仍在努力使人民生活更加便利。

胡敏:从近年来管服发布工作的结果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有效地“放”。各级政府注重机构设置优化和职能配置相结合,注重职能转变。按照中央要求,市场准入不断放宽,行政审批项目大幅减少,非行政许可审批完全终止。许多地方探索并推动了“先许可后认证”、“多许可融合”和“许可分离”的改革。许多链接已经实现了“一个许可、一个代码和整个世界”。商业体制全面改革,基本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否定列表制度。

第二是“管理好”。全面实施“双随机、一开”跨部门联合监管,加强公平公正监管,强化事后监管,优化环保、消防、税务、市场监管等执法方式,深化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加强监管机构执法监督。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开展信用监管和“网络监管”改革,逐步完善失信联合惩戒制度。

第三,“衣服”是准确的。改革的最终目标是优化政府服务,提高服务效率。许多地方加大政务公开力度,在“一网办公”的前提下,以“一次办”为目标,以政务服务平台和行政服务中心建设为出发点,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在过去两年里,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也将“放松管制”改革与大规模减税和减费结合起来,特别是“企业对收入”改革,这种改革被一点一点地推进。要结合中小企业优惠政策的实施,清理相关企业的收费,降低融资、能源使用、上网、物流等成本。结合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和大众创业创新的广泛发展,协同努力极大地激发了市场主体的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极大地改善了国内商业环境,进一步稳定和增强了对外资的吸引力。

仍然有许多问题

中国经济时报(China Economic Times):目前,改革的成效与“去监管化”服务的顶层设计目标,以及群众对“去监管化”服务改革日益增长的需求和高质量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之间,仍存在一定差距。在你看来,中国当前“放松管制”改革的具体问题是什么?

毛守龙:一方面,一些相关标准模糊不清。例如,环境影响评估。在一些地方,环境影响评价的标准不是很明确。一些政府部门没有明确告知相关企业相关标准,只是笼统地说环评不合格,企业需要整改,企业没有目标,下次检查仍然不合格。

另一方面,虽然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目前,我国的管理服务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呈现出发达地区管理服务改革优于欠发达地区整体、一线城市优于二线、三线、四线城市、城市优于农村整体的发展格局。这是一种客观存在。因此,认识到这一差距,从各个方面加以弥补,更加全面地深化改革,是我们未来的方向。

胡敏:首先,精简行政和下放权力还没有到位。一些地方和部门仍保留过多的行政审批项目。仍然存在多种证书、多种证书、交叉认证和重复认证,审批要求多、环节多、耗时长的问题依然存在。“先许可后许可”和“先许可后许可”政策由于缺乏法律趋同性而被打折扣,对“先许可后许可”仍有更多的要求。权力下放的有效性也需要提高。例如,在权力下放过程中,一些部门仍然存在"选择性权力下放、公开和秘密权力下放、权力下放速度不一致"的情况。此外,还有一种现象,即权力下放是不对的,不能被接受。

其次,监管方面仍然存在“短板”问题。这表现在监管机制不完善,多头审批和多头监管导致的权责不匹配。“那些有权利的人看不见,那些没有权利的人无法管理。”清单管理的实施不到位,缺乏标准化和权威性。权利和责任列表提升迅速,而监管列表提升相对缓慢。“双随机一开放”机制不完善,抽查的范围、频率和方法不合理,抽查结果不够透明。依法监管能力不足,监管方法简单粗糙,执法灵活。此外,一些部门和政府不愿意、无力和害怕管理对新格式的审慎和包容性监督。

第三,优化服务效率必须不断提高。这体现在政府服务体系不健全,尤其是基层政府服务建设落后。行政服务中心项目清单不规范,审批服务便利程度不高,存在线上线下服务不整合、便利设施不方便、服务中心认知度低等问题。

张君伟:首先,观念的改变是落后的。“管好政府”的改革把官员的“权力在手中”变成了“责任在肩上”,是政府管理方式的一场革命。相应地,对政府官员社会角色的认识也需要从掌握“生死大权”的社会管理者转变为履行法律义务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务员。事实上,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各级领导和政府部门仍然习惯于反映权力和成就感的审批,而不是直接面对问责的监督和服务。

其次,政府尚未转移工作重点。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开放、透明、法治和有效的市场环境。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政府需要把工作重点放在履行法定职责上,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事实上,各级领导和政府机构还没有把工作重点放在“依法治国”上,相关法律法规的执行还不完善、不严格。各种临时任务甚至非业务任务一个接一个出现,这也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所有这些都推迟了“监督”和“服务”改革的进一步进展。

第三,改革进展不平衡。首先,“分权”改革的进展明显优于“监督”和“服务”改革,造成了制度真空,拖累了“分权”改革的深化。其次,在“分权”方面,存在着不平衡、不趋同、不协调的问题,如“上而不下分权”、“审批权限部分下放不下,企业必须多种方式运行才能完成审批”、“部门间业务衔接不佳、部分权力下放困难”等。

第四,体制转型带来了大量需要解决的矛盾和冲突。长期以来,由于政府对准入审批的重视,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的职能被削弱,导致了“法”

不遵守的现象很普遍。

今后我们将大力推进改革。

《中国经济时报》:深化“提供管理服务”的改革是一场深刻的变革,一个接一个地推动着整个机构,是构建现代政府治理体系的重要起点。今后,我们应该如何深化、深入、妥善地开展“推出管理服务”的改革?

胡敏:首先,必须促进权力下放的进一步发展,彻底释放应该释放的权力,坚决减少应该减少的事项,消除应该迅速清除的障碍,并继续为市场参与者松绑和铺平道路。这需要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大力减少行政许可,纠正各种变相审批。要努力突破经营投资建设两大重点领域的瓶颈。我们将共同推进大规模减税和收费改革以及“放松管制”。

二是加强公平监督,有效管理公平。这需要健全透明的监管规则和标准体系,进一步创新公平公正的监管方法,严格规范行政执法。在推进有效监管和公平公正监管的过程中,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坚持对新兴产业实施包容性审慎监管。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放手”和“管好”,两者都不能放松。应该“释放”的也应该释放,以释放市场活力。“管理”也应不断改进。管理应该到位,市场应该公平。

第三,大力优化政府服务,强化各级政府责任,努力使服务更加便捷。这需要强化政府服务意识。大力提高政府服务效率;进一步深化“服务放松管制”改革,有效增加公共服务供给

张君伟:第一,稳步提高执法水平,消除“普遍违法违规”现象。要围绕环境保护、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金融和房地产市场,考虑实际承受能力,制定切实可行的“达标路线图”,督促相关企业在规定的“过渡期”内“达标”。只有在“过渡期”结束,企业普遍达到现行监管标准后,政府才能引入更严格的监管标准。为了稳定市场预期和信心,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我们应避免各种超出现实容忍度的“监管风暴”。

第二,政府应缩小职能,加快政府工作重心的转移。目前,我国政府仍然是一个全面的政府和一个慈父政府。政府的责任纷繁复杂,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的结果就是什么都不做好。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应该进一步澄清。市场能做好的应该归还给市场。社会能做好的应该还给社会。政府应该集中精力做好应该做的事情。

应当明确的是,国家标准和政府强制性标准是企业在生产和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本行为准则。在此基础上,企业实施更高的生产经营标准纯粹是企业的独立商业行为。政府只有在有效实施市场监管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前提下,才能利用公共资源培育先进的模式和示范项目。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各级政府只能把工作重点放在履行法律义务、执行重大决策和提供公共服务上,以扭转“管理服务”改革中“管理”和“服务”严重滞后的局面。

毛守龙:目前,个人事务总体上还是比较少的,但是对于企业来说,很多事情还是很困难的。就政府而言,对企业需求的态度还有进一步改善的余地。例如,有些企业到政府部门办事时,必须考虑相应的层次。因为有些被派遣的人只是普通员工,有些政府部门会认为企业领导不重视他们,从而使事情变得困难。因此,未来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不平等需要得到改善。

与此同时,我国的发展非常迅速。新事物在各个方面层出不穷。政府应该有能力学习和判断新事物。对于一些新事物,政府不能一开始就忽视一切,也不能一下子控制一切。将来,政府应该有学习和判断新事物的能力,这样才能更好地掌握新事物,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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